应当说，上述观点均难以成立，学位授予权影响的是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与依法获得学位的权利。

四是通过判例检索平台建设增强一般性判例运用的智能化。指导性案例的生成过程相对简约，形成与发布所需时间较短，且以全国各级法院源源不断的供给为依托，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更为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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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域外司法独立理念基础的支撑以及法官或合议庭独自承担审判责任所不同，我国司法责任具有明确的整体性或连带性，并由此而构成为一种司法伦理。司法责任制实施后，裁判决策权呈高度分散状态，院庭长通过审核或审批裁判文书方式而控制司法见解的条件与基础几近消失。把握是否决定或影响裁判结果这一根本，才能准确把握类案或同案的实质涵义，从而更好地发挥判例、尤其是示范性案例的引导性作用。三、作为智识性法源的一般性判例：推动司法经验与智慧的共享从效用视角看待一般性判例，其功能既不在于裁判规则的约束力，也不仅限于保持上下级法院之间裁判的形式上的统一性，而在于这类判例作为一种智识性法源，通过实践中广泛的借鉴与参考，使蕴含于其中的司法经验与智慧得以传播与辐射，从而推动并实现司法经验与智慧的共享。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不同法源属性判例各自功能如何定位？这一问题不仅关及判例在我国成文法体制下总体功能，更进一步牵涉到判例运用的方式、秩序以及判例运用的实际效果，也决定着判例在我国成文法体制下的终极前景。

指导性案例既是一种规范，同时也是对其他规范、包括存在矛盾或被认知为矛盾的各相关规范的一种恰当理解，也即是在消化规范体系内部矛盾之后所形成的司法产品。（一）一般性判例的特征一般性判例具有下述特征：首先是广泛性。人权标准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全球公共理由。

[64]通过是否符合历史偶然性来评判对道德自治的强调是否过度，这一评判的前提在于，历史真的具有偶然性而非必然性。伦理证成是自然主义人权理论的证成路径，关注需要保护的重要人类利益，代表人物是格里芬、塔西乌拉斯和尼克尔。就人权无法现实化这一点来说，其背离了哈贝马斯的共同起源论。因此，对道德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的过度担忧以及把道德排除出政治之外的想法是错误的。

弗林认为这种路径不适用于以下情形，即反对外部干预的同时主张某种形式的等级制是其文化的一部分。一旦这一动态过程开始了，就不会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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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针对人权的分歧可以理解为一个共同的政治论辩过程，是关于何为确保成员身份所必须的分歧。本哈比指出，福斯特将人权道德化，相互性和普遍性标准太过模糊，无法产生具有共识的基本权利清单，福斯特的理论只能给出权利的概要而非具体内容。对于任何宣称具有道德正确性的行为以及任何施加于行动者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或者法律，行动者都可以要求该行为、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或者法律能够通过可以被行动者接受的理由加以证成，这就是获得证成的权利。这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方向。

商谈实践的参与者不仅默认了商谈规则也洞悉道德义务的意义。[82]在《正义的情境：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一书中，福斯特力图找到一条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中间道路，以避免情境无涉的普遍主义以及相对的情境主义所具有的缺点，这就是福斯特提出的情境下的普遍主义。柯亨强调在国际领域只要非民主的社会展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觉就应该得到宽容，这避免了过于严苛的外部指责标准，也适当地迎合了国际社会的多元主义。尽管格里芬谨慎地将人权与特定的美好生活概念相分离，并认为人权是保护规范能动性的普遍概念，但格里芬认为自主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却可能偏离普遍性。

因此，福斯特认为柯亨的理论并非像其所言是无本质主义的，而是具有本质。反之亦然，如果你受到我的影响，那么你就有权利要求我向你提供证成理由，我就有相应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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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把这些商谈规则指称为权利义务，但坚持否认其是道德权利。就获得证成权利这一道德根基来说，其是前政治性的，偏向罗尔斯。

[79]人权的上述维度都是至关重要的，需要一种正确的方式将其整合起来，进而形成一种全面的人权理论，这就是商谈建构理论。道德建构不会像本哈比担心的那样过度限制政治建构的自主性。否认人权的道德核心会导致政治的去道德化。对此的质疑是一级实践洞见和认知洞见是否已经囊括二级实践洞见？福斯特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他坚信存在规范缝隙，因此需要二级实践洞见。政治的去道德化是错误的，道德建构与政治建构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民主的自我治理。解释并执行这一全球公共理由的最直接责任在于政治体自身，这也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集体自决的相关内容。

诚然，获得证成的权利虽然不仅仅是我们部落恰巧参与的实践，但并不是某种神学或者形而上学给出的道德观点，而是在数个世纪反对奴隶制、压迫、不平等以及剥削的斗争中形成的遗产，这一遗产具有偶然性。乍看下，这一回应非常有力且极具启发性。

[19]柯亨以儒家传统和伊斯兰传统为例，证明重新阐述是可行的。人权不仅仅是政治商谈的产物，其还提供尊重行动者基本社会政治地位的道德理由。

文化完整性的内涵是：一个确立已久且自主演进的，有着自主知识体系以及特殊机制的文化系统，其核心部分应该得到尊重并且不可侵犯。福斯特区分了伦理证成与道德证成，认为格里芬的人权证成路径是伦理证成（ethical justification）而非道德证成（moral justification）：伦理证成依赖于美好生活的观念，这种美好生活观念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普遍性。

弗里奇从所有受影响者原则出发展开他的讨论。区别在于哈贝马斯提出两个起源：商谈原则和作为历史事实的法律形式。[12]3.民主参与角度的挑战由于格里芬的自主概念与个人美好生活相关联，因此与政治自我决定有一定距离，不能直接推出民主参与权。[2]关于自然主义人权理论与政治性人权理论的论辩，可参见Kenmcth Baynes，"Discourse Ehis andthe Polical Concpption of Human Rights"， Ethies Global Polities，Vol.2:1， pp.1-21 （2009）。

虽然福斯特也认同人权是一般道德权利的子集，人权与特定的政治法律功能有关，但福斯特坚持认为，当我们参与决定基本权利具体内容的政治建构时，我们既是政治主体又同时是道德主体。本文称之为人权商谈建构理论，以更好地反映该理论的全貌。

柯亨认为证成性的最低限度共识理论承认多元主义并主张宽容，其没有支持或者赞成任何一种关于人权的本质主义观点。[48]弗林认为通过自身道德性找到康德传统是一回事，假定参与道德实践的义务则是另一回事，康德没有假定这样的道德义务。

此处的受影响者指被规范或者行动影响的理性主体，而不是具体受到影响的人。福斯特人权商谈建构理论以获得证成权利为根基。

[11]格里芬的规范能动性与美好生活相关联，因而是目的论的伦理证成路径。又次，人权具有历史维度，尽管对人权概念何时出现这一问题仍没有定论。[1]理论界的讨论主要围绕自然主义人权理论与政治性人权理论之争展开，[2]而对于共识理论和人权商谈理论的关注则相形见绌。[51]民主的自我治理在解释和执行基本权利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种观点认为证成性的最低限度共识理论是反本质主义的，即否认人权具有根基。完整性意味着该文化是自我证成的完全联合体，且符合一定的真实性和可尊重性标准。

但是如何理解柯亨所谓的每个人被作为成员对待，其利益得到合适的考量呢？福斯特认为这需要一个道德根基。[20]柯亨肯定了外部环境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具有推动作用，故而经过重新阐述的观点可以被理解为是借来的。

可以说，福斯特商谈建构理论是柯亨证成性最低限度共识理论的进阶版本。对证成的需求通过不断展开的动态过程最终会发展成为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